陈新甲
陈新甲(?~ 1642),四川省重庆府长寿县人(今四川省重庆市长寿区)。万历三十六年举人,授定州知州。崇祯元年(1628),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十一年,受杨嗣昌推荐,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协御清兵。十三年,进兵部尚书,从而成为是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工部尚书贾俊以后,以举人身份做到尚书(正二品)要职的第一人。后于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中因指挥失误而大败。在内外交困之下崇祯帝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旋因家童无意间泄露消息,舆论大哗,被杀。其人在边疆多年,有才干,有魄力,习边事,可为文人统帅之典范。然不能持廉,才亦不可大用,终屡误国事,贻后世以骂名。

皇太极议和曾经挺真诚

 

一直以来,皇太极都以议和为话题,与明王朝不断周旋。在战与和之间纵横捭阖:议和是为了选择更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而战争又是为了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促成双方的议和。

 

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可以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议和举动还是具有相当的真诚成分的。

 

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然比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

 

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

 

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夺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实即与明的贸易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表明了他要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由此可见,明清之间原本是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用款封王并非不可行

 

当然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即承认后金()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为其统治,封其为王。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但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

 

而用款封王的作法,在明朝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出于与明贸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边境,致使京师多次戒严。明统治者在吃尽了苦头后终于清醒过来,于明隆庆五年 (公元1571)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对清议和完全可以参照办理。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俺答犯塞时与今日边峰“前后酷相类”,就是情形十分相似。俺答受封之后蓟门宣大一带男耕女织,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认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

 

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也促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深一层,比崇祯皇帝高出一筹。皇太极感到,目前内部的稳定局面是因为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一旦失去这一大敌,清廷内部的稳定和谐将会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加强内部的整顿和对周边势力的驯服,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农历五月,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尽管崇祯皇帝不伦不类的“议和信”让他看了很不爽,皇太极还是委曲求全,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来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 ”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坏了议和大事的陈新甲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开始抄传,拿到当时的政府机关报《邸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经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当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场。

 

公元1642年是农历壬午年,当年的明清议和因此又被称为“壬午议和”。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盲目自大痴人说梦的大明官僚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多次采取主动与之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使明遭到后金()更大规模的进攻,终于一败不可收拾。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也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归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造成议和所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是国贼是凶寇,必欲大彰挞伐,翦除、扫荡之,决不与其言和。当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的围攻和咒骂。议和被斥为“顿忘国贼 ”,“损威辱国”,“诅师养寇”,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如果说袁崇焕进行议和时,对“上章累累”的反对议和的呼声,尚能镇定坚持,并表示“不讳言”自己的议和主张,那么他身后的主张议和者在不断高涨的反议和声浪中就越来越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了。

 

杨嗣昌本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曾连续上疏阐述议和主张,坦率表明自己的“体国”之心。尽管他的议论剀切透辟,文情深挚感人,但却不敢也不能公开出来。当主战派攻击他“主抚”是订“城下之盟”,大唱出战高调时,他竟不敢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反而违心地加以否认说:“从无抚说,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表现得十分软弱。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

 

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是明朝的施舍和恩赐,一定要对方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

 

当明朝首次与后金议和时,袁崇焕对后金使者的“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并书封称大人”,很是欣赏、陶醉,进而错误地估计这是皇太极兵力不济,乞求休战的表现。他要乘此机会“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天启皇帝头脑更热,他对让后金“易去年号,遵奉正朔”一事,还觉不够,好像议和便可使后金乖乖听命,束手就擒,明朝将得到战场上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一心秉承圣意的袁崇焕在致皇太极书中提出了令其退出城池地方、送还官生男妇的要求。

 

这种近似于痴人说梦的要求,皇太极理所当然不能接受,并感到明朝皇帝“渺我益甚”,意思就是也太不把我当一回事了。皇太极认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今明方“侈然以退还辽东土地、人民为言,是尔有意激怒我,愿事争战矣。 ”这是直话、实话,拿成千上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和人口,凭什么轻易地交出?即便交出的话,明朝用什么来交换?!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皇帝

 

明朝皇帝对议和的态度是暧昧迟疑、出尔反尔。不论天启帝还是崇祯帝都是如此。天启皇帝曾赞扬袁崇焕“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当袁崇焕被攻讦去职后却又否定他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 ”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臣下。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他最初谴责“袁崇焕托付不效,专事欺隐”,继而信其“引敌胁和”,加罪名处以极刑之后,便“以复仇为志”,一味地反对与后金议和。他下令:“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递片字。 ”严禁臣子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与清的议和,完全是在崇祯帝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是因为明王朝已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 ”但议和之事泄露后,明廷群臣激愤,以“堂堂天朝,何至讲款?”交相攻击陈新甲,甚至将清兵入关杀掠,地主、官僚、兵丁狼狈逃亡、百姓流离失所,一股脑儿地算在陈新甲的账上。此时的崇祯帝,却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 ”最后又以陈“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将其诛杀。崇祯帝采取这种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

 

而原本这扇大门另一边的皇太极,对议和还是抱有诚意的,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明朝的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而边境一安,无后顾之忧的明廷可以腾出大量镇守辽东的精锐兵力来对付农民起义。取出了辽饷,财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负担下略缓一口气,至少败亡时间可以后延几年,甚至可以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为明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力一直很强。

 

一次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却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最终草草收场。

 

明朝的皇帝这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自己的出尔反尔付出沉重的代价。